瑞安鼓词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。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,因为“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。”关于它的具体形成时代,一说始于南宋。持此说者以当时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作为分析论证的依据。
金兵入侵,宋室南迁。随之而来的是宋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南移。曲艺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,也随着民族的迁移而南下。陆游的《小舟游近村,舍舟步归》: “夕阳古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,身后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 就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农村演唱鼓词的盛况。陆游所指,相当部分人认为,它是北方南下的鼓词,这就为北方曲艺南下找到了依据。
瑞安地处浙南,经济繁荣,文化发达;又邻近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温州。宋室南迁后,因温州使成了南宋王朝的大后方,因而,与外地交往也更为密切频繁,这为鼓词形式的进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,作为浙南地区最大的曲种瑞安鼓词产生和发展在此时,是有很大可能性的。
鼓词最早见到文字的,乃是清代赵钧的《过来语》。赵钧(1757),世为学究,颇多著述。他从嘉庆丁卯年(1806)始撰《过来语》,其中说:“嘉庆、道光年间,有白门松最善唱词,到处皆悬灯结彩,倾动一时。”从书名《过来语》以及书中所载内容来分析,可以得出下列结论:一、1806年前已有鼓词流传;二、白门松是“倾动一时”的“最善唱词”者,可见当时还有中下等水平的艺人,证明当时“唱词”比较流行,鼓词艺术已见成熟。任何一个艺术门类,从它形成到成熟,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,戏曲从形成到发展就经历了几百年。当然,瑞安鼓词并非戏曲,但从嘉庆年间瑞安鼓词的兴盛,并且出了名艺人这一点来看,瑞安鼓词源于明代或明末清初之说是较为可靠的。如是,瑞安鼓词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。
瑞安市现辖8个片区,计100多万人口。瑞安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听鼓词,据张纲《杜隐园日记》载:“晚,是处搭一戏台,悬灯结彩,雇一盲人唱《陈十四收妖的故事》。台下男女环价坐,听者不下千余人。少年妇女浓妆艳服,轻摇圆扇,露坐至五更始返。”这些记载,既反映了历史上瑞安鼓词在城乡活动的情况,又说明了群众对这一说唱艺术的喜爱。解放初期,瑞安就有词场47家,比较正常营业有36家。城乡听众不但就近到词场听唱,而且还可以听瑞安广播站点播的“瑞安词场”节目。
1983年瑞安张瑞星音像公司录制了瑞安鼓词录音带,发行国内外,深受听众欢迎。1998年瑞星音像公司制作了鼓词VCD,更受听众欢迎。以前,一些乡镇如召开大会,往往把演唱鼓词作为“开路先锋”,以召集群众;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宣传,如计划生育宣传,反盗窃宣传等,鼓词就更发挥了“文艺轻骑兵”的作用了。
群众的喜爱,带来了鼓词形式的繁荣,同时也促使艺人队伍的壮大。据1986年统计,瑞安市有鼓词艺人197人,如以每一艺人每年演唱一百场,每场听众150人计算,年听众总数量可达300多万人次,鼓词艺人队伍之大,有赖于鼓词拥有广大的听众,听众之爱好,又有赖于鼓词 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,同时还有赖于瑞安古来的民风习俗及鼓词独特的艺术形式。
1、瑞安鼓词的艺术特点
瑞安鼓词是使用瑞安方言的一种说唱艺术,为什么以瑞安方言音韵来演唱瑞安鼓词呢?
一、 较之其它县区,瑞安鼓词之风尤盛。
二、 瑞安城关方言喷口重,宜辨别;声调多变,富有音乐性。
三、 瑞安城关方言音韵部少,这就使每韵部包含的字数多,善于表达内容及便于艺人记忆背诵。
瑞安鼓词的演唱形式,分“大词”和“平词”两种,以一人演唱为常见。
大词,宜唱经卷书。流传词目有《南游》,民间又称大词为“娘娘词”。清、郭钟岳的《瓯江竹枝词》:“呼邻结伴去烧香,迎庙高台对夕阳,锦绣一丛齐坐听,盲词村鼓唱娘娘。”即演唱大词。
平词,适合演唱以传书,小说编成的词目。瑞安古来习俗,凡村遇社日庙会,神佛开光,宗族宗谱,家逢寿诞,婚丧嫁娶,或夏日纳凉,或犯禁、争端认错等,总喜欢邀请鼓词艺人去演唱。村头巷尾,草坪中堂都可作场,多则连台数日,少者一夜即止,曲调文雅,赏心悦耳。演唱时,艺人把一张约1.5市尺见方的凳子倒置,用带子把四只凳脚绷成网状,右前放扁鼓,牛筋琴平直摆在正中,右面后凳脚上系着抱月(梆),前围一幔。现在,一些艺人又在右面凳脚上挂堂锣,以增加音乐气氛。表演时,艺人端坐椅上,左手持鼓签(筷子),敲奏琴、鼓、梆、锣(堂锣),与此同时,表演者兼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于一身,要求吐字清楚,情节交代分明,神态掌握准确,人物刻划逼真,若非苦练,确实很难成功。
瑞安鼓词以一演唱(单档)为主,但也存在双档、多档的演唱形式。双档,习惯上称为唱“对词”。或二男、或二女,若一男一女,基本都是“夫妻档”,当然,也有“兄妹档”。70年代末,瑞安排练了以瑞安鼓词曲调为基础的鼓词剧《秋江赶船》参加温州地区曲艺会演,并进行巡回演出;鼓词剧《寡妇门前》,在1984年温州群众文艺会演中,受到群众一致好评。
瑞安鼓词的主要伴奏乐器有扁鼓、三粒板(拍)牛筋琴、小抱月(梆)等,较有特色的是牛筋琴。牛筋琴产生于清光绪中叶。后瑞安一个叫广全的艺人又把五弦发展到七弦,伴奏上又加上小抱月,此举顺应了鼓词伴奏乐器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要求。
瑞安鼓词的内容大都取材于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。分其类别,大致有神话类、历史类、武侠类、世情类、公案类,其中以表现朝庭的忠奸斗争,社会上的颂善惩恶,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爱情故事居多。
瑞安鼓词有说有唱,以唱为主,代言叙事相结合,行词流畅,音节谐和,长于抒情,善于叙事。其文体韵散相间,诗文合璧。散文部分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。叙述语言以第三人称出现,有表(白)、评(白)之分。表(白)用来叙述故事、刻划人物、说明事件、描绘环境,同时,还对人物性格成长的某些特点、事件发展的某些环节、环境气氛演变的某些方面作适当的交代和说明。评(白),即表演者对故事、人物或某一事件发表评议,人物物语言以第一人称出现,有对白、独白、咕白等。咕白,是人物抒发内心情思,类似戏剧中的旁白。
鼓词的韵文包括三个部分:一、唱句;二、含句;三、数板句。唱句的句法结构以四三式的七字或或加冠七字句为基本句式,有时,为加强气氛,也运用五言、大言。唱句除首句起韵外,其余奇句落仄声,不求合辙,偶句落平声,必须押韵。韵分:先、冬、江、支、歌、渔、阳、更、贞、灰、真、山、寒、由、知、来十六部,只论平仄,不分阴阳,其中“先”部和“来”部,“歌”部和“由”部有许多字韵母收音相同或相近,可以互借,其他不可借用。唱句中间换韵,以道白后换韵为好,也可以在唱句中直接换韵。唱句用韵避免连用相同字或同音字。唱句有表唱、人物唱之分,意义与表(白),人物白相同。含句是词中人物韵白,有台引、定场诗、出场白等。其声韵要求和唱句同,句式不限于七言。念句可套用曲牌,如《点降唇》、《扑灯蛾》等,它的确良句式声韵按谱填词;不用曲牌的,可用戏剧韵辙。数板句大都采用三、五字相同的句式,上句平仄不拘,下句押韵。用韵平仄均可,一般押仄声韵。韵字要求同一声调,或上、或下、或入,一韵到底。数板句除两一韵的特殊用法外,中间不宜换韵。
瑞安鼓词的唱腔、伴奏音乐是在不断借鉴、创新中发展起来的。原始的鼓词曲调平板单调,基本上是吟哦式的上下旬结构。后来,艺人们吸收了民间小调、田歌来充实鼓词音乐。鼓词音乐真正起重大变化,解放后的数十年间,体现的最为明显。阮世池、郑明钦等著名艺人,借鉴吸收了诸如应变剧、越剧、瓯剧、高腔、梆子、黄梅戏等戏曲音乐为已有,并不同程度地套用戏曲曲牌音乐,形成了各自不同唱腔的艺术流派,丰富和发展了鼓词音乐。于是瑞安鼓词不仅在词目上,而且在音乐上同上述戏曲剧种及其他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艺人自我完善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一些热爱地方曲艺的音乐工作者,为发展鼓词乐也不遗余力,他们所作的贡献,是很值得称道的。瑞安胡广泽、胡平致力于曲艺音乐改革,先后为《陈家大妈访农庄》、《送粮》、《古道别》编曲。其中《古道别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多时。瑞安胡平,不仅能弹能唱,且对鼓词音乐也矢志创新改革,他的《刑场上的婚礼》,获1979年温州地区曲艺会演音乐创作奖;《法庭擒鹰》获1986年浙江省新曲(书)目比赛音乐创作奖。
瑞安鼓词音乐是一种板式变化音乐,有九种基本板式,常用曲调有正、反太平调等(详见音乐释文)。这些基本曲调和板式的形成,离不开历代艺人及热爱鼓词的音乐工作者的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。
2、历代艺人名辈和文人创作
在瑞安鼓词的发展历史上,曾出现过不少名艺人。他们在表演上各具特色,有的重唱,有的重白,有的擅长抒情,有的擅长叙事,有的擅长琴鼓伴奏。文武粗细,异彩纷呈。
清乾、嘉年间,有白门松、阿光儿名闻遐迩。白门松不只是赵钧对他作过评价,又项嵩《午堤集》:“瞽者白门松,工唱词,远近争致之。名且出于其乡土族以上……”可见白门松声誉之高。阿光儿,以诙谐闻名,演唱时能随机应变,出口敏捷,风趣横生。
同、光年间,有上坞发、毛行发、东山德、陈昌牌等名扬曲坛。张纲(1862-1943)的《杜隐园日记》赞道:“同、光之间,以唱词知名者,无如上坞发。阿发唱词,皆细针密缕,无一俗句,其所唱《倭袍传》,尤脍炙人口。而今日(1906年)则推东出德为巨擘。”“初五日霁,是日东山德来予家唱词,词目为《双面貌》。午后唱一本,灯下又接唱,约至四点钟始罢。所唱故事,乃两生两旦,皆面貌相同,而悲欢离合,情节颇佳,阿德又唱得淋漓尽致,故听者皆忘倦云。”
四十年代,名艺人层出不穷,民间则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,即“林朝藩的劲,叶岳生的文(以演唱《西厢记》闻名),管华山的神,郑声淦的琴,阮世池的音。”当然,像高美卿、郑明钦等都很有成就。
五十年代,阮世池成名,树帜曲坛,在艺术界产生影响。
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前期,因受“十年浩劫”,名师无从诞生。
八十年代,新秀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,瑞安有徐玉燕、阮爱兰、林秀珍这些脱颖而出的新秀,使瑞安曲坛又充满着活力和生机。此外,唐孙文、万爱琴、黄世铭、凌康君等一批中年艺人也各红一方,成为当今曲坛的骨干力量。
瑞安鼓词的繁荣,文化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。由于艺人文化水平的局限,先时的鼓词内容大都为口传身授,师徒相传。据说《十二红》词目,还只能传授瑞安市内的瞽目艺人。他们此为,无非是防止他人争夺自己的饭碗。随着从艺人员的增多和听众要求的提高,艺人意识到这种传艺、传词方式不仅因代代相扣,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,且更谈不上提高与发展。于是他们之中一些人,除自己进行创作或改编外,还聘请文人为自己编写词本。一些有识或失意的文化人被鼓词这颗明珠的光彩所吸引,也乐于此道。清末民初,瑞安黄体芳、任满苏州学政回乡,带回弹词唱本并予以改编。四十年代,艺人从事改编增订本较多,稍见成就的有管华山、杨志鸣等。瑞安的解放,也为瑞安鼓词创作带来了繁荣局面。五十年代,瑞安李礼夫贡献最大,经他改编的剧目有《描金凤》、《三国》、《粉妆楼》、《反唐》等不下几十中(本)。
八十至九十年代,曾一松、黄宗贤、张鹤鸣、陈锡权、郑志强、蔡秀钱、凌康君、项积林等这批瑞安鼓词创作编写人员,还多次获奖。(获奖人员或获奖鼓词词目略)在瑞安鼓词创作繁荣的同时,鼓词理论研究也逐步开展和深入,宋维远对此颇有成就。